第152章 驱逐 (第1/2页)
　　
　　晨光从南海会馆的破窗里透进来的时候，陈梅生正坐在门槛上，腿已经麻了。
　　
　　昨夜退到闸北，弟兄们七零八落地躺在廊下，有的睡着了，有的睁着眼望天，谁也不说话。空气里尽是硝烟味，混着夏日清晨特有的潮气，黏在皮肤上，甩也甩不掉。
　　
　　两千人出去，回来的不到八百，四门克虏伯一门不剩，连炮衣都烧成了灰。他不敢往南走，南边是黄浦江，江面上还停着顾家的那两艘炮舰，只能往北。
　　
　　闸北是华界，没有租界的铁栅栏，也没有外国军舰的炮口。可这里商铺林立，人口稠密，大街上挑担的、推车的、摆摊的，密密麻麻挤了一路。陈梅生的司令部就设在一家绸缎庄的后院里，院墙外头不到五十米就是菜市场，天不亮就开始吆喝。他的兵把机枪架在屋顶上，枪口朝着南边，正对着江南制造局的方向。
　　
　　消息传到制造局的时候，郑北城正在清点缴获的战利品。他听完副官的汇报，把手里一支缴获的步枪往地上一搁，抬起头看着顾言深。
　　
　　“少帅，陈梅生缩到闸北去了。那地方没法打，全是商铺，一炮下去，炸死的老百姓比当兵的还多。他这是拿老百姓当肉盾。”
　　
　　顾言深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上海的早晨总是雾蒙蒙的，黄浦江上的水汽混着煤烟，把整座城市罩在一层灰纱里头。他听完了郑北城的话，没有马上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他转过身来。
　　
　　“谁说我们要打闸北？”
　　
　　郑北城一愣。
　　
　　“不打？那他就缩在那儿，像一颗钉子扎在咱们眼皮底下。闸北离制造局不到五里路，他的兵随时可以摸上来。”
　　
　　“所以我不打他，”顾言深走到地图前，手指点着闸北的位置，“我要让他自己走。”
　　
　　郑北城没听懂，但他没有追问。经过了前夜那一仗，他已经不再质疑这位少帅的任何一个决定。
　　
　　顾言深的手指从闸北往北划，停在吴淞口的位置，然后又收回来，点在公共租界的边界线上。他的目光在那条线上停了几秒，像是在算一笔很复杂的账。
　　
　　“闸北为什么不能打？不是因为打不下来，是因为打下来不划算。商铺一毁，商人的损失谁来赔？老百姓一死，民心向谁倒？陈梅生敢缩进去，就是算准了我们不敢开炮。他觉得我们顾家只会打硬仗，不会打巧仗。”
　　
　　他的嘴角微微翘了翘，像是猎人看见了猎物踩进了陷阱。
　　
　　郑北城没说话，但眼睛亮了一下。
　　
　　顾言深抬起头，目光从地图上收回来，落在郑北城脸上，忽然问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上海总商会的朱会长，你认识吗？”
　　
　　郑北城想了想：“打过几次照面。那可是个老狐狸。”
　　
　　“老狐狸才好办事儿。”顾言深说。
　　
　　他从桌上拿起一封信，信封是上好的洒金宣纸，上面的字迹清隽挺拔。他把信递给郑北城：“派人送到总商会，亲手交给朱会长。
　　
　　就说顾言深请他帮忙，陈梅生的军队盘踞闸北，枪口对着制造局，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
　　
　　但顾念闸北百姓，不忍开炮。请总商会出面，向租界工部局转达一个意思，如果租界不出手维持闸北秩序，战火蔓延到租界边界，届时侨民安全、洋行财产，概不负责。”
　　
　　郑北城接过信，翻开看了一眼。信上写的不是白话文，是四六骈文，辞藻华丽，可意思很明白。
　　
　　“这……”郑北城有些迟疑，“租界那帮洋人，会听咱们的？”
　　
　　“他们不是听咱们的，”顾言深说，“闸北要是打起来，流弹飞过租界边界怎么办？炮火误伤洋行怎么办？难民涌进租界怎么办？工部局那帮人，别的不怕，就怕乱。只要让他们觉得乱会烧到自己身上，他们比谁都积极。”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像是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可郑北城听出了里头的分量，这就是拿捏人心了。
　　
　　信送出去之后，顾言深做了第二件事。
　　
　　他让郑北城把制造局里剩下的所有火炮，全部拖出来，一字排开，炮口对准闸北方向。不是隐蔽，是明晃晃地摆在那里，炮衣全卸了，炮手就位，弹药箱堆在炮位旁边，一箱一箱地打开，黄澄澄的炮弹整整齐齐地码着。
　　
　　然后他让人放出话去，顾少帅说了，给陈梅生十二个时辰。十二个时辰之内，如果讨伐北平政府的军队不自行解散、撤出闸北，他就下令开炮。到时候闸北变成焦土，这笔账算在陈梅生头上，不算在顾家头上。
　　
　　消息传出去不到两个时辰，闸北就炸了锅。
　　
　　商铺的老板们慌了，绸缎庄、茶叶店、钱庄、当铺，一家一家地关了门。伙计们把木板钉在窗户上，掌柜的把账本和金条往地窖里搬。菜市场的摊贩们挑着担子跑了，整条街空荡荡的，只剩陈梅生的兵在街上巡逻，刺刀在灰蒙蒙的天光底下闪着冷光。
　　
　　陈梅生站在绸缎庄二楼的窗户后面，看着外头空荡荡的街道，脸色铁青。
　　
　　“他不会开炮的，”他对身边的副官说，“闸北这么多老百姓，他顾言深敢开炮？他不要名声了？”
　　
　　副官没敢接话。
　　
　　闸北的商铺老板们不在乎陈梅生怎么想，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天下午，上海总商会的朱会长就带着几个董事，坐着一辆黑色轿车，驶进了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大楼。
　　
　　朱会长是个六十来岁的老人，穿着一件深色的薄绸长袍，手里拄着一根红木拐杖，说话慢条斯理的，可每一句都戳在洋人的软肋上。
　　
　　“闸北与租界仅一街之隔，”他对工部局总董说，“若战火蔓延，流弹飞入租界，伤及侨民，贵局如何向各国领事交代？若难民潮涌，数万人冲进租界，贵局的巡捕能拦得住？若洋行受损，贵局的保险能赔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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