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8章 真正的患者 (第1/2页)
　　
　　看到那份来自检测中心的加急报告时，杨平心中最后一丝疑虑消散。
　　
　　这种催吐剂明显是人为让乐乐服下的，杨平终于明白，赵主任作为南都附一儿科掌门人，什么样罕见的器质性疾病没见过？他亲自跟进这么久却选择转诊，说明他可能已经隐约触摸到了真相的边缘，但缺乏确证，更缺乏处理这种极端敏感情况的多学科支持系统。将病例转给以创新思维和跨学科见长的杨平，既是无奈之举，也是明智之选。
　　
　　这个诊断一旦坐实，不仅关乎一个孩子的健康，更关乎一个家庭的存续，甚至可能引发医疗纠纷，毕竟孩子在南都附一就诊两年，附一团队是否该更早发现问题？直接摊牌将是灾难性的，对患者家庭是，对两家医院的声誉和关系也可能如此。
　　
　　他需要一个周全的计划，既要揭示真相保护孩子，又要给母亲一个接受帮助的台阶，还要顾及转诊方南都附一的立场和颜面。这已经不只是一次医疗诊断，而是一次涉及医学、心理学、伦理学、甚至社会学的复杂干预。
　　
　　杨平再次邀请了赵永春主任，并建议请一位资深的精神科或心理科医生共同参与。附一那边听说三博这边可能有突破性进展，反应出乎意料地迅速。不仅赵主任来了，之前打赌的神经内科孙主任，还有另外两位好奇的老教授也顺便跟了过来，美其名曰“学习交流”。
　　
　　次日下午，三博医院小会议室里，气氛有些微妙。椭圆长桌一侧坐着附一的四位专家：赵永春主任眉头微蹙，翻阅着面前的资料，表情复杂。既有对可能找到答案的期待，又有对那个预期答案的不安；孙主任看似轻松地靠在椅背上，但眼神锐利，嘴角挂着笑意；精神科的陈明华教授五十多岁，戴着金边眼镜，气质温和而专注；还有一位是附一儿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吴振华，已近退休，被这个他也有所耳闻的疑难病例吸引而来。
　　
　　三博这边，杨平坐在中间，左侧是李民医生，右侧是宋子墨、徐志良、夏书、张林和小五。
　　
　　“杨教授，听说你找到了乐乐病情的突破口？”孙主任率先开口，笑眯眯的，“这孩子在我们附一折腾了两年，赵主任的头发都白了好几根。要真是连我们都挠头的疑难杂症被你破解了，我不仅将《中华神经内科杂志》创刊号合订本送给你观摩一个月，而且那套《神经系统疑难病例合辑》孤本，送你观摩两个月都行！”
　　
　　杨平笑了笑，语气平和：“孙主任言重了，医学难题的解决往往需要时机和多方协作。赵主任前期做了大量扎实的排除工作，才让我们有可能聚焦在更特殊的方向上。”
　　
　　他示意李民将准备好的资料分发给大家，然后站起身走到白板前：“在赵主任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调整了观察重点，今天请各位来，是想一起参与这个病例最后的诊断推理。”
　　
　　他在白板上逐一列出关键特征，最后写下：“胃内容物中检测出医用催吐剂成分”。
　　
　　写完这一点，杨平转身面对众人，特别看了赵主任一眼：“基于这些特征，特别是最后一点确凿的毒理学证据，这是在赵主任前期全面排除了器质性疾病的基础上，我们才敢做的针对性检测，各位认为最可能的诊断方向是什么？”
　　
　　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附一的几位专家快速翻阅着手里的资料。赵主任的目光在毒物报告上停留了很久。监控摘要截图里那些可疑的关联时刻，症状日记工整到偏执的笔迹，还有这份白纸黑字的毒物报告，所有这些碎片，与他两年来隐约感到的“不对劲”终于拼凑成了一幅完整的、令人心悸的图景。
　　
　　吴振华老教授摘下老花镜，长叹一声：“代理性孟乔森综合征？”他看向赵主任，“永春，其实你早有感觉，对不对？”
　　
　　代理性孟乔森综合征：照顾者通过伪造各种症状，让被照顾者去医院接受一些完全不必要的诊治，这样以满足自己“照顾患者”的病态心理需求，照顾者才是患者，而被照顾者是受害者，一般受害者是没有自主行为能力的儿童。
　　
　　这种疾病带有严重虐童倾向，据报告的数据，受害儿童死亡率高达到10%。
　　
　　赵主任缓缓点头，声音有些沙哑：“是的，吴老。但我……我不敢也不愿往那个方向想。没有确凿证据，谁能对一个如此尽心尽力的母亲提出这样的质疑？而且在我们附一，专科细分明确，儿科就是儿科，精神心理科就是精神心理科，缺乏处理这种跨界病例的协作机制。”他转向杨平，眼神复杂，“杨教授，你们设计的那套观察方案——24小时监控下的症状记录、照顾者行为的关联分析，很巧妙，也很必要。更重要的是，你们具备跨科学的复核知识，这是在其它医院很难做到的，在其它医院即使多学科会诊也会显得很撕裂。”
　　
　　这番坦诚的告白让会议室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孙主任收起了玩笑的神色，陈教授认真地点着头。
　　
　　陈教授开口道：“赵主任的困境很真实，在传统医疗架构里，除非有明确的精神科指征，儿科医生很难贸然请心理科介入一个躯体症状患儿的诊疗。而这种病例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表现完全在非患者的躯体症状范畴内，患者的心理问题被隐藏得极深，真正的患者与所谓患者是分离的。”
　　
　　杨平坐回座位：“这正是我想强调的，这个病例的解决，不是哪家医院更高明的问题，而是诊疗思维和协作模式的问题。赵主任能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产生疑虑并选择转诊，本身就需要极大的专业洞察力和勇气，如果没有赵主任前期的大量排查，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找到诊断，能够想到的所有疾病都不符合，这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指引。”
　　
　　他打开投影：“现在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妥善处理这个已经确证的诊断。我们需要儿科、精神心理科、社会工作科的共同协作，甚至可能需要法律顾问、警察参与。沟通必须极度谨慎，不能是简单的揭穿。”
　　
　　“但毒物证据怎么呈现？”宋子墨问道，“这是最敏感的部分，而且这部分证据是在我们三博发现的。会不会让家属觉得，附一两年都没发现问题，一到三博就查出下药？”
　　
　　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处，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杨平身上。
　　
　　杨平早已思考过这个难题：“在沟通中，我们会淡化医院之间的界限，强调这是一个连续的医疗过程。我们会说，附一前期的全面排查为最终锁定方向奠定了基础，而三博的观察环境和跨学科模式恰好为发现这种特殊行为模式提供了条件。对于毒物证据，我们将它呈现为在整个诊疗过程的全面复查中发现的异常，而不是三博新发现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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