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四章 禅位与新君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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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俣重新掌权了之后，并没有更改赵寿时期制定的大宋和这个世界的发展路线，甚至都没有动赵寿安排的人，包括当时“逼宫”的秦长脚等人。
　　
　　原本，秦长脚等人还在因为胆大包天地敢向赵俣“逼宫”，而担心赵俣跟他们秋后算账，其中一些胆小之人差点没有自我了断。
　　
　　结果，赵俣理都没有理他们。
　　
　　秦长脚等人很快就将这理解成赵俣在给他们将功赎罪的机会。
　　
　　勘破了赵俣不杀不罚的深层用意之后，秦长脚等一众惶惶不可终日的赵子文的支持者，果断地与赵子文切割。
　　
　　接着，畏惧失势覆灭的恐慌化作极致的行动力，使秦长脚等人死死攥住赵寿生前定下的全盘国策，以破釜沉舟之势，将各项方略推向极致的执行与拓展。
　　
　　具体就是，他们紧扣工业革命初期的实业根基与大航海时代的海上贸易扩张的逻辑，铺开了席卷全球的发展格局。
　　
　　秦长脚等人亲自统筹沿海疆域的港口体系革新，下令深挖大宋本土的所有核心港口的港池，拓宽石质码头，连片修建防潮仓储与货物集散工坊，划定远洋商船专属停泊区域，完善引航、检修、补给配套设施，彻底打破旧有港口零散低效的格局，为全球海上贸易打通筑牢的陆上基点。
　　
　　秦长脚等人还重整市舶司规制，剔除冗杂苛税，制定统一透明的通商税则与查验流程，以低税惠商、重兵护航的策略，吸引域外诸侯国的商船纷至沓来。
　　
　　同时，秦长脚等人还请求朝廷派人梳理南洋、印度洋、西洋的关键航道，设立常驻护航巡检与通商据点，敲定航路通行盟约，将零散的海上贸易线路串连成贯通全球的海上航线，让海上贸易通道尽数打通，步入规模化运转的初期阶段。
　　
　　依托海贸扩张的需求，秦长脚等人还推动大宋迈入工业革命初期的实业深耕阶段。
　　
　　他们放宽工坊兴办禁令，鼓励民间资本合股组建规模化冶铁、炼钢、造船、纺织、制瓷、玻璃、橡胶大工坊，推广水力、煤火甚至是电力驱动的机械，提升生产效率与货品产量，让大宋的传统商品和轻重工业品等外销核心货品实现批量产出，匹配远洋贸易的庞大需求。
　　
　　秦长脚等人自始至终不敢有半分懈怠，所有的权谋心力皆倾注于赵寿旧策的落地与升级。
　　
　　他们深知，唯有让实业、海贸、商业以不可逆转的态势蓬勃发展，让大宋的国力持续攀升，方能保住自身的权位与性命。
　　
　　这场以赎罪为初心的极致推行，无意间踩中了工业萌芽与大航海时代的发展规律，让大宋的发展驶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
　　
　　而这一切，皆在赵俣的冷眼掌控之中，成为大宋崛起的关键推力。
　　
　　与此同时，在赵俣的领导下，大宋的其他官员也在疏通内河航道，整修加宽陆路驿道和铁路，加速研发火车、汽车、轮船、飞艇甚至是飞机等工业商品，严打商路匪患与官吏盘剥，保障货物在境内外高效流转，实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以实业生产支撑海贸输出，以外贸利润反哺实业发展，形成闭环式的经济增长模式。
　　
　　为稳固商业发展根基，李纲亲自抓统一全世界的度量衡与流通货币，完善商事契约律法，将民间商贸的权责、交易、纠纷处置细则明文定规，消除商贾经营的后顾之忧，激发民间资本的投入热情。
　　
　　如此，无数富商巨贾摒弃重农抑商的旧念，将资产从田庄转向工坊与船队，合股组建远洋商队，申领出海凭引，或者加入朝廷制定的大铁路计划，投身全球海上贸易的浪潮之中。
　　
　　商业势力的迅速崛起，成为支撑大宋国计民生的核心力量。
　　
　　国库因海贸税赋与工坊商税充盈，民生因商贸兴盛日渐富足，大宋的经济形态悄然向工商主导、海贸为核的新模式转型。
　　
　　到了此时，土地税已经占了大宋的财政收入不足两成。
　　
　　在这期间，赵俣也没有忘记选拔和培养自己的继承人。
　　
　　经过一番考察和比较，赵俣渐渐选定了自己的继承人。
　　
　　这个人就是麻晓娇给赵俣生的第一个儿子赵棣。
　　
　　老实说，赵棣并不能算是一个全才，他有些太过偏武功方面了。
　　
　　这实际上与已经打下全世界的大宋现在偏文治有些不符。
　　
　　赵俣一开始也没想选择赵棣当自己的继承人。
　　
　　只是，两年前，中亚的残余圣战力量，暗通中亚乃至西域的旧世残余势力，私藏军械、截留大宋的商业火车，更甚者在葱岭一带竖起“复邦”旗帜，动摇大宋在中亚的封国不说，甚至有撼动大宋本土西疆根基之意。
　　
　　此事出现了之后，不少保守派大臣主张动用大宋传统的治理内乱的办法，也就是招安。
　　
　　老实说，大宋这套招安叛上作乱之人，再驱之以弹压其他变乱的方略，是立国小二百年锤炼出的治国精髓。
　　
　　历史上，两宋三百余载，见于史册的民变与叛乱共计四百三十四起，平均每年一点四次，此起彼伏，却始终无一次能动摇国本、倾覆社稷——北宋亡于靖康之祸，南宋绝于崖山海战，皆覆灭于外邦铁骑，从未因内乱与民变而亡。
　　
　　其核心便在于这套抚剿并用、以叛制叛的纯熟手段。
　　
　　仔细想想，这套手段，一可借受招安之人熟悉地形民情，事半功倍；二可令反叛势力自相消耗，不损朝廷精锐；三可将离心之力化为守土之军，化敌为臣，化乱为稳。确实高明。
　　
　　此法早已成为大宋应对境内动荡的不二法门，屡试不爽，稳如磐石。
　　
　　此刻中亚烽烟乍起，保守派朝臣所请的招安之策，也并非全都是怯懦避战，而是想用这个承袭大宋二百年行之有效的平乱手段来平息中亚的动乱。
　　
　　就在这时，赵棣挺身而出，直言：中亚情势迥异于大宋本土，那里距中原万里之遥，大漠阻隔、民情殊异，朝廷鞭长莫及，沿用大宋的招安怀柔、以叛制叛的旧法已然失效。
　　
　　在赵棣看来，招安只能暂息风波，无法根除隐患，归降者今日解甲，明日便可能复叛，反复滋扰终将拖垮西疆治理，酿成无穷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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